第一篇：年龄结构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年龄结构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是出生率和死亡率长期变化的结果，但人口年龄结构反过来又对人口再生产发生重大影响。新出生的人，是有生育能力的人群（更确切地说是育龄妇女）生育的结果。如果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即使生育率较低，每年出生的人数也较多。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有所回升，每年新增人口数较多，很大原因是受年龄结构影响。

一般来说，年轻型人口少年儿童比重大，意味着未来进入育龄群的人口多，人口增长潜力比成年型和老年型人口都大。而老年型人口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较大，每年死亡的人数就较多，如果其他条件一样，人口的死亡率就较高。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使人口抚养比出现很大的变化，从而减轻或加重社会经济负担，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上。这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现实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现状，并影响到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其内部也有一个年龄结构的问题。从前一方面考虑，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时，意味着现实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经济；但当劳动年龄人口过多，超过了生产力所能容纳的程度，又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产生失业问题。当然，如果某一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低，0岁～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较低，那么该人口在目前和将来都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给经济发展造成困难。

从后一方面考虑，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不合理，如15岁～34岁的年轻劳动力较多，或45岁～ 64岁的高龄劳动力较多，都会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年轻劳动力多，虽然其在身体素质、接受较高劳动强度及适应力等方面有优势，但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经验较差；而中、老年劳动力较多，虽在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等方面占优势，但其体力、精力及适应能力等却较差。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劳动年龄人口内部也应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另外，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社会和生活消费、教育规划等多方面。如两个人口的总人数相近，但一个人口的年轻人比重大，另一个人口的老年人比重大。

第二篇：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居民消费一直是值得关注的一环。虽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上在总体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居民的消费率(尤其是近二十年)在呈现下滑的趋势。长期来看,扩大居民消费对一国经济健康运行尤为重要。而同时我国在近几十年,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后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由年轻型社会直接过渡到老年型社会,这些变化在宏观角度上对我国居民消费率是有影响的。本研究系统地回顾了西方消费函数理论和国内学者在西方消费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结论,并另外对国内外学者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成果简要的叙述和点评。实际上在我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人口年龄结构上,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都有很大的差异。本文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在1989年～2024年这段期间里对是我国居民消费构成的影响,对三大区域的居民消费影响以及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参考以前学者对消费函数实证的基础上对相关变量进行筛选的基础上,引入省际人口年龄结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主要分为了三部分,先引入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赡养负担比,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估计；再引入总抚养负担运用动态面板GMM广义矩估计进行估计,最后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建立特定时期变系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受消费习惯影响大,同时我国近二十几年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构成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和总负担系数的下降都对居民消费率有拉低作用,老年赡养负担加重比少儿抚养负担减少对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影响更明显。人口年龄结构对东、中、西部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主要表现在少儿抚养负担对东部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最大,中部次之然而在西部却并未出现显著性影响；老年赡养负担对三大区域影响都显著,但对东部的影响是最明显的。从时间动态变化上来看,老年赡养负担是由之前对居民消费的负影响转为正影响,而少儿抚养负担基本上正向影响且没有老年赡养负担影响那么明显。所以本文给出建议,我国政府在制定扩大内需政策上应结合我国人口年龄因素,尤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一国情。要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从制度上和政策上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比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高人们对持久收入的预期,充分挖掘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带来的老年消费市场,做好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

第三篇：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院系：基础学院电气信息类班级：三班

姓名：尹娜学号：201250828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着13亿人口，所以，在发展经济、教育等方面，人口的数量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若想解决了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人口的问题，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导致了人均的劳动生产力就大大降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具有负面作用的，并不是说明人越多越好。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对其的影响还是很消极的。

第四篇：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理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性别比例、流动因素等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才能实现人口与全县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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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温家宝总理曾讲过一个著名的“乘除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精辟地阐释了人口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我县而言，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做大总量、增大“分子”的同时，努力控制和优化人口数量这个“分母”，提高人均指标这个重要标志；努力把人口多的压力和挑战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虽然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全县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低生育水平连续多年保持稳定。但是人口多、人均少的实际情况，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是全县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当前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人口增长存在反弹势能。一些地方对计划生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人口综合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任何工作失误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水平回升。特别是目前处于贫富极端的人群超生现象突出，干扰了正常的生育秩序，增加了社会抚养成本。?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全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县不会缺少劳动力，但考虑到素质、技能等因素，劳动力结构不合理问题还将长期存在。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亟待提高。

近年来缺陷儿出生呈上升趋势，虽然每年县技术站以及县各大医院都要接诊因胎儿先天畸形采取补救措施的孕妇，但每年仍有160——200个缺陷儿出生，约占每年全县出生人口总数的4-6%，成为社会、家庭的包袱，影响到家庭和谐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每年考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返回县城参与经济发展的比例很小。

全县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 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7.6%，重学历教育轻劳动技能培训问题突出。人口总体素质不高。影响了社会的文明与和谐，影响着全县经济的发展，必须提高下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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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性别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想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男女比例在103——107之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17，2024年抽样调查为119，个别省份超过130。2024年1%抽样调查为118.58。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更为严重。2024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结婚难，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也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我县从2024年——2024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9、106、99、108、104、100，总体保持在正常范围。但是农村部分群众生育观念落后，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选择性别生育、溺弃女婴现象仍然存在，潜在的性别失调危害因素不容忽视，必须开展专项治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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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目前看，外来流入人员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发展。由于目前我县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流出人员远远高于流入，特别是我县流出壮年劳动力较多，甚至产生了“空心村”。一些技能型人才的流出，是全县经济的发展的损失。

综上所述，在全县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中存在着急需解决的不利因素。对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挑战，也就是说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工作难度进一步增加。

二、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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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

任务，“十一五”期间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时期。为此，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坚持依法行政、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经济等手段，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 全面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制度。在就业培训、合作医疗、扶贫开发、宅基地划分、改水改厕、沼气应用、新技术推广等方面，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和完善对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按照资格确认、资金管理、资金发放、社会监督等职责分设原则，确保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对象领到奖励扶助金和享受优惠政策。

深入开展国策、国情、人口形势教育，积极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引导群众遵纪守法，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坚持依法管理。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可予以公开揭露；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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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要在全县推广预防出生缺陷药物的应用，出生缺陷干预药物的服用比例达到应服用人数的60%以上。发挥计生、卫生部门的作用，开展优生监测。抓好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和矫治及家长优生优育教育试点工作，全面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开放公共体育资源，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双管齐下，一方面吸引外来人员参与涿鹿的经济发展，一方面重用当地的有用人才，防止人才外流。把发展农村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在农村并逐步在城市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子女，提供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建立学习型社会，重视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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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性别比失调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持续时间过长，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要以消除性别歧视为重点，完善和落实针对计划生育女儿户家庭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特别是在制定出台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各种优惠政策时，要按照优先优惠的原则，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给予倾斜照顾。切实加大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过程的控制力度，严格落实B超使用管理、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管理、有奖举报等“十项管理和服务制度”，深入开展专项督查和集中治理活动，严厉查处“两非”案件。继续推行“三级两全包保服务责任制”，探索建立各相关部门统计信息通报制度，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引向深入。严格依法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依法严惩溺、弃、残害女婴和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及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等违法行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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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

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关系全县发展大局，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解决流入人口在就业、就医、定居、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为流入人员提供便捷的服务，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生产经营。

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范围，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免费服务。相关部门为流动人口办理经商、务工、购房、租房、社会保障等手续时，应与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在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企业、集贸市场等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同时要为做好外出人员的宣传培训、免费办理婚育证明等相关工作。

三、保障措施?

?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素质的提高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增长源泉；解决新时期的人口问题，既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又要统筹人口数量、素质、性别比例平衡问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和良性互动。? 一要实行综合治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多层次、多侧面、多因素的复杂问题，由单一的行政部门管理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坚持综合治理。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经济跨越式发展总体规划、纳入构建和谐社会总体规划、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与全局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二是强化财力保障。要牢固树立“国策用国库保”的意识，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中，切实加大投入力度，严格执行中央《决定》和省规定的各级财政投入标准，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确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确保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基本建设和队伍建设、计划生育经常性工作、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基层人员工资待遇、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等经费的足额落实。? 三是要开拓创新。为了能促进人口与经济的社会的协调发展，新时期对计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勇于创新。在思想观念上，实现由控制人口数量向同时注重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改善人口结构的转变；在工作思路上，实现由管理群众为主向服务群众为主的转变；在方式方法上，实现由行政制约为主向依法管理为主的转变；在推进机制上，实现由行政处罚为主向同时注重利益导向和政策推动的转变，确保人口计生工作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 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从全县大局出发，牢固树立人口意识，强化人均观念，继续加强和改进人口计生工作，切实做到“人口警钟长鸣、人口问题常议、人口控制常抓”。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篇：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生育政策是指由国家制定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的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包括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准则。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主要是，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状况规定。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国家确定的现行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国现行的基本生育政策。

但是，随着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我过的计划生育正常是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鼓励生育，计划生育以及小步调整阶段。

⑴ 1949年至1953年，那时的代表性政策是1952年卫生部制定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充分体现了鼓励生育的倾向。1954年至1959年间，政策略有反复，尽管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提出节制生育的观点，但随后又颠覆了这种观点。

⑵ 上世纪70、80年代生育政策逐渐收紧。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十二大报告“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均显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地位。

⑶ 1991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小步调整。各省市实行了多样化的生育政策，如照顾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农村地区更为宽松，少数民族也有适当照顾。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增速曾出现急升和急降

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速增长，这期间相比之前的战争和动荡时期人民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口死亡率由50年代初的1.7%大幅下降至60年代末期的0.7%，与此同时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以上。这一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处在2%以上的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使中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亿。

1970年代，政府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骤降至1980年的1.8%。进入80年代以后，死亡率保持稳定，而出生率则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继续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虽然1990年前后曾出现过一轮婴儿潮，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但随后人口出生率延续了逐步放缓趋势。到2024年已降至1.2%左右，目前稳定在这一水平。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与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人口红利曾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我国总抚养比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78%一路下降至2024年的38%，正是由于生产性人口多于消费性人口，储蓄维持高位，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证。同时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劳动投入问题，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然而，“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拐点显现。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减速直至停止，这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渐消失。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我国人口抚养比在2024年停止下降开始回升，此后因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显著上升而提高。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失去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其次，现行的人口政策使人口老龄化加速。

在现行人口政策下，中国老年人占比将加速增长。2024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8.87%，相比10年前增加了1.91个百分点，老龄化速度很快。向未来看，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那么在未来的20年，第一波和第二波婴儿潮的人群就将相继进入老年阶段，从而加速中国的老龄化速度。

如果我国的人口政策不调整，可能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国际比较，中国目前还属于比较年轻的社会，人口年龄的中值为34岁。2024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3%，人口年龄中值达到45岁；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也超过了15%。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24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升至24%，人口年龄的中值将达到46岁，相当于现在的日本。

第三，“单独两孩”政策放松后可能拉长人口出生高峰。

目前我国处于第三波婴儿潮的人结婚生子高峰，接下来新出生人口将逐步下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经历了三次婴儿潮，分别是1949-1957年、1963-1970年以及1980-1987年。目前随着80后逐渐步入婚龄，中国将迎来第四次新生人口高潮。

放松“两孩”政策不会改变下行趋势，但与当前的出生高峰相叠加，则将拉长这一人口出生高峰的时间。根据测算，如果“两孩”生育率提高20%，人口出生高峰有望持续到2024年，延长5-6年，预计新增新生儿数量合计1000万以上，年均150万人。养育高峰维持时间更长，有望再持续9-10年到2024年。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的眼中，逐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日前出版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辅导读本中，李斌认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而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能够促进我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李斌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基本国情，人口结构性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人口抚养成本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在这个时期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改善人口性别比结构和家庭结构，促进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差距，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生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简单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这样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

有观点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式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提高家庭抗风险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同时，有利于家庭自身发展。

目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近中期不会影响老年人口总量，但会微弱地降低老龄化水平。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24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24年从34.1%降到32.8%。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易为社会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全会《决定》公布后说，辽宁、吉林、天津等7省市农村已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具有实践基础。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须长期坚持。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2024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之前，即原国家计生委与原卫生部合并之前，李斌曾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在其任期的4年内，全国人口只增加2902万，“超额”减少1711万人口的出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李斌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

“研究表明，目前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王培安也认为，一是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两孩政策的效果与影响，还有待实践的考证。我们必须用实践来检验政策的正确与否。

人口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的人口结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对我国长远的战略发展有更加重要的影响，所以，人口生育政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要适应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