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24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报告

2024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报告

2024年1月15日，“2024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在北京发布。该调查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成为本次调查的三大关注点。

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张汉湘发布了调查报告：67.10%的被调查居民家庭幸福感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4.70%的家庭超过7分，全国平均水平为6.22分，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感觉幸福;

63.60%的被调查者认为周围人群绝大多数和大多数家庭幸福，这表明在中国人眼中，身边的大多数家庭都幸福;

家庭幸福感较高的人群特征明显：健康状况良好、家庭收入较高、人际关系良好、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较高安全感和获得良好卫生保健服务。

调查还发现，2024年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逆转，城市家庭幸福感评分首次超过农村家庭;

“大健康指数”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更受国人关注。中国家庭的生育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生育意愿仅为1.84，持续低水平徘徊;

仅有半数左右的外来务工者打算留城、最大困惑是“就业”与“住房”。如果计划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都要购买自有产权住房，北京市未来住房需求套数在167万 到233万套之间，深圳市的这一数值在195万 到327万套之间，缺口惊人。

本次调查按照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状况，抽取北京、辽宁、安徽、浙江、河南、宁夏、重庆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1个县级单位作为全国概率抽样样本点，采用调查员直接入户方式进行现场调查。实地调查总样本量为6000份，其中北京作为试调查地区，总样本量600份，其他6省每省样本量900份，共5400份。本次调查共获得成年人有效样本5998份。

为深入了解城镇化背景下2.6亿名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幸福感的来源和渠道，本次调查专门增设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独立问卷，采取在工作场所集中调查的方式进行。其中，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北京和深圳各完成500份样本，在抽样6省各完成200份，集中调查的样本量共计2200份，有效样本2198份。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数据质量评估结果表明，实地调查结果对全国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发布后，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精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齐亚强副教授和郭静副教授，结合此次调查数据反映出的家庭幸福感若干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并提出政策建议。

主办方表示，为持续了解中国家庭的发展状况和家庭需求，本调查将在以往三年的基础上，每年度举办一次。同时，为了满足更多中国家庭广泛需求，国家卫计委家庭司正式启动中国家庭网，并于2024年1月15日正式全新改版上线。未来，中国家庭网将成为全国家庭用户获取家庭健康、家庭教育知识的课堂，服务民生，促进家庭发展、社会和谐，树立政府良好、温暖的公众服务形象。

第二篇：2024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报告

2024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报告

经济增长与否、经济增长快慢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总体幸福感的增长

文 | 黄琳

《瞭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的“2024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与推选活动近日揭晓，颁奖晚会于2024年12月26日在陕西西安举行。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背景下讨论城市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受，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描绘一张更为细致的和谐社会图谱。

获得2024年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有20个城市，其中包括10个副省级/地级城市和10个县级市。

10个副省级/地级城市，分别是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长春。其中，杭州市因连续多年在这一调查推选活动中表现优异，成都市因为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对民生贡献突出，分获“建国六十年特别大奖”。宁波则因连续三年获奖，而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

入选的10个县级市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湖南长沙县、江苏江都市、浙江余姚市、云南安宁市、四川都江堰市、辽宁海城市、广东增城市。

本次调查活动继续沿用著名学者奚恺元主持研究的幸福学评价体系，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经济发展速度、文明程度、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等12类具体指标。

100个城市入围

为了更全面细致地了解人们对于幸福城市的理解和感受，本次调查活动所涉及的城市范围更为广泛，将县级市也纳入进来。考虑到副省级/地级市和县级市在经济、人口等因素上的差别，对它们分别研究比较。

组委会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在入围的50个副省级/地市级城市和50个县级城市中进行了覆盖60多万人的独立入户调查，全国各地参与报刊、手机短信和网络问卷调查者，累计约3000万人，是近年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城市调查推选活动。

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与2024年相比，本次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副省级/地级城市中，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数量有所下降。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居民开始关注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

就入选的副省级/地级市来说，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必然特别注重民生问题的均衡发展，要么是丰富教育资源，要么是城市品质提升；而那些中度发达城市由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压力较小，也颇受青睐；另外，那些拥有独特风景资源的城市也往往得分较高。这些都说明，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感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社会总体幸福感更应值得关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与副省级/地级市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这届调查中首次参与的县级市中，入选前十名的大都是东部沿海城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城市规模有限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能够带给居民较明显的幸福感提升。

考虑到不同职业和年龄层的市民对各种媒介的接触机会不同，本次调查的方式分为：入户调查(组委会委托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负责)、报刊调查、网络调查、网络投票、手机短信投票等五种方式。最终结果则是这五种调查方式根据不同的权重综合计算而来。

人情味最浓：成都、宁波、杭州

人情味，是指被调查者对当地人情味浓厚程度的感受。综合五种调查方式的结果看，成都、宁波、杭州等成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上榜的城市大都是一些休闲特征较明显的城市，生活节奏相对较慢。

就县级市而言，人情味最浓的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和江苏吴江市。

就业机会最满意：宁波、成都、西安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以出口为主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在就业机会满意度方面，注重自身创业的宁波位居榜首，成都、西安紧随其后。

而县级市进入前10名的基本上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名列前茅的是：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

交通：银川最满意

有趣的是，无论是问卷调查、网络调查，还是报刊、手机短信投票，对于自己城市的交通状况满意度最高的都是宁夏银川，大部分大型发达城市则未入榜。若想在交通状况方面获得居民的肯定，大型发达城市任重道远。

而很多县级市虽然经济发达，但人流量和交通状况尚在负荷之内，因此很多相对发达的县级市在这一项调查中仍位居前列，其中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列前三。

生活便利度南京获第一

与2024年的调查结果不同，这次进入生活便利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多了一些新面孔，南京荣登榜首。

而生活便利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一方面自身发展较好，另一方面都紧靠发达的地级市。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

西安、杭州、成都医疗卫生幸福度最高

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入选的既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比如杭州，也有诸如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地区。

对县级市来说，长三角城市的医疗卫生整体优势非常明显，占据了前10位的大部分席位。山东邹平县获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湖南长沙县分获第二第三。

南京继续领跑教育幸福感

和2024年调查结果类似，在城市教育状况幸福感的排名中，南京继续领跑，位列榜首。西安、杭州分列第二第三。教育质量的满意度，既与当地知名高校的数量正相关，更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关。

教育状况幸福感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榜单上，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位居前三。

安全幸福感最高城市：宁波、西安、杭州

在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中，宁波夺得冠军，成为居民的治安幸福度排名最高的城市，随后是西安和杭州。县级市的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榜单上，山东邹平县夺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第二第三名。

环境：杭州、成都、宁波、西安幸福度高

就环境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而言，杭州、成都、宁波、南京、西安等地的山清水秀或环境不断改善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分列前四。县级市的环境幸福度，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享前三名。

房价幸福度：昆明一马当先

居民对于所在城市房价的幸福感受，位居前列的几乎都不是超大城市，昆明一马当先，紧接着是宁波、成都。

而房价幸福度较高的县级市，大多临近大城市。可能是因为这些县级市的市民通常将本地房价与附近的大城市比较，因此获得幸福感。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获前三。

经济发展幸福度：杭州第一

就经济发展幸福度而言，副省级/地级市中，杭州排名第一，随后是昆明、宁波、成都等。一些大型经济发达城市未能进入前十，这可能是由于市民对于城市发展的感受，并非取决于当地的GDP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

而县级市的发展幸福度却和经济规模一致，排名前10位的城市，基本上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前三。

文化娱乐：成都登榜首

成都居民2024年在大多数幸福度指标上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文化娱乐幸福度也不例外。其他获选前10的城市大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经济水平较高。娱乐幸福度排行榜上，成都、杭州、长沙、昆明、宁波分列前五。

县级市中，娱乐幸福度排行榜前四名的城市是，湖南长沙县、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昆山市。

文明程度：杭州、昆明、西安位居前三

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市，与教育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大部分重合，这显示出教育与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正相关关系。杭州、昆明、西安、成都成为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上位居前四的城市。

在县级市的文明程度幸福榜上，江苏宜兴市获第一，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和湖南长沙县位居其后。

在整个调查及其成果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幸福的体验与追求，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对于幸福内涵的理解肯定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一劳永逸。■

第三篇：幸福感调查报告

关于春节回家过年幸福感的调查报告

对外汉语1001杨诗琴

又是一年新春，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节日，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每个中国人民的家中，都充满着中国元素，从象征到日子红火的中国结到寓意幸福的“倒福”，从腊月里面急急忙忙的置办年货到除夕整点沸腾漫天的鞭炮烟花，再到年夜饭上家家必不可少的“年年有鱼”。春节是中国人最自豪的节日，它自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全国都浓浓洋溢着新年的味道。春节是中国人最幸福的时刻，每一个人都要回家与家人团圆，都要在三十晚上与家人一同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可是在今年新年过去之后，我们却从媒体上听到了“过年不幸福”、“春节回家压力大”的声音，不少人表示过年压力过大。这种情况的存在范围有多广，当代人们过年还有幸福感吗？就此我对周围的亲戚和同学进行了口头的询问。

问题如下：1.今年你是一放假就回家的吗？

2.你对回家过年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期待的？

3过年的情况有满足你之前的期待吗？

4今年过年的开销是多少，大概占你月收入的几成？5你对今年的春节满意吗？你感到幸福吗？

从以上五个问题，旨在了解被调查人心中对今年春节的满意程度，还有过年开销对其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年前年后的心里落差。最后总结出春节回家过年的幸福程度。

由于调查对象的不统一性，调查结果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上一辈人的普遍是一放假就回家过年了，而对回家过年的期待期却不是很长，对于他们回家过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而对于今年过年的情况也另他们满意，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过年并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不能说是十分满意，也只是“意料之中”的大致满意而已，并不至于有多幸福。而过年的开销大致为一个到两个月的月薪之间。

而年轻的一辈，都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由于没有太大的社会负担，他们相比上一辈人更加自由自在，很多人并不是一放假就回家等待过年，因为大学的寒假相较较长，很多大学生会在年前进行一段社会实践或者找朋友聚会，等到年底菜会考虑回家。由于过年大多年轻人早早都有自己的安排，所以大部分对回家过年还是很有期待的。而由于过年时间充裕也尚有压岁钱可拿，可以跟老同学一起相聚。所以对今年的春节感到非常满意，幸福感也很高。过年的开销并不大，女生过年的开销低于男生。但均低于月消耗。

由之上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一、社会负担影响幸福感。

上一辈人对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较大，是家庭和社会的顶梁柱，社会关系广，过年从年前的置办年货到过年的走亲访友，他们都是主力军，开销大。从小辈的压岁钱到过年孝敬给老人的红包。都是由他们承担，过大的社会负担使他们对过年的期待度下降，过年成了一件并经的过程，导致了春节回家过年的幸福感不高。而长久的社会经历使他们拥有强大的社会家庭责任感。即使对春节没有太大期待，春节也仍旧是他们十分重视的节日，并且花大开销使一家人满意。

二、年龄影响幸福感。

春节的“经验”。上一辈人对于年轻人来说经验丰富的多。对于上一辈人而言，他们更加怀恋的是儿时的新年，他们往往认为那个时候年味儿更浓，那个时候一家人一起等待庆祝的新年的感觉更加幸福，而当前的春节已然没有了过去的感觉，虽然更加方便了，但是年味儿也就淡了，幸福感也就低了。而现在的年轻一辈，没有过去新年的记忆。当下新年对于他们来说是同学相聚，是好吃好喝。是无需早起晚睡的学习，是有崭新的压岁钱。是享受的节日，所以他们对于春节的幸福感也相较高。

三、性别影响幸福感。

这俩点在两辈人身上的影响不一样。对于上一辈而言，男性在过年期间的幸福感低于女性，过年的走亲访友往往意味着高密度的应酬，餐餐大鱼大肉，喝酒抽烟，伤身伤神。很多人坦言，在年后一个月内都喜欢吃素，过年丰盛的大餐已然让他们“腻了”。过年对于他们而言，压力很大。而对于年轻一辈来说，男生的幸福感高于女生，同样的，男生相对于女生更加热衷于老同学老兄弟之间的聚会。但是感受却不同于上辈人。因为，年轻人之间的聚会没有那么多的社会因素参与其中，虽然是聚会，但大家都量力而行。快乐为主，所以他们同样聚会，却更加幸福。

根据上面的三点，我们可以总结建议以下，一、春节应该更加有新意。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少人都感叹当今年味儿与过去相比已大大不如，过年对于中年人而言已经更加像是一个任务。但社会一直在进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节日中发展出更多新意，让传统节日与现代创意相结合。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沉浸于过年的期待和幸福之中。

二、春节的庆祝应该量力而行。

过年的聚餐是并不可少的，但是大家的庆祝也应该适可而止，从近几年的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过年的时期也是车祸和酒精中毒的高发期。这些都是过年庆祝过度的后果。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在过年的时候出现悲剧。这会大大影响大家的幸福感。因此春节的庆祝应该量力而行。

三、年轻人应该在春节中为家长分担。成为家庭的助手。

两代人在兴办春节的责任存在很大声的差别。父母往往是主力，而对于儿女而言，新年更多是享受和放松。而辛苦一年的父母依旧要为过年而操劳。儿女应该在过年中为父母分忧，做父母的助手，不仅儿女可以感受办年“乐在其中”的感受。父母也可以放松一下，享受一下新年。这样对于双方的幸福感增加都有益。

四、钱多钱少都是新年。

每一个家庭的收入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看到收入的差距并没有太大影响人们对春节的幸福感受。大多家庭的春节开销都是在一个到两个月的月薪之间。钱多有钱多的过法，钱少也有钱少的新年，但是，他们是同样的新年的感受。

通过以上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当下某些媒体的一些“过年不幸福”的言论太过于片面。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最为重要的传统的节日，虽然每个人对它的幸福感不同，但他们依然是每个中国人最为热爱的节日。

（受调查对象的限制，以上观点仅限对于社会上中年和青年的大部分群体，老人与儿童不在之内。）

第四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一、数据质量

1、抽样设计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抽样方案采用了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初级抽样单元（PSU）为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和港澳地区外的2585个市/县。第二阶段抽样将直接从市/县中抽取居委会/村委会；最后在居委会/村委会中抽取住户。每个阶段抽样的实施都采用了PPS抽样方法，其权重为该抽样单位的人口数（或户数）。CHFS首轮调查的户数设定为8000——8500户。从可操作性角度出发，各阶段样本数设定如下：首先，根据城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末端抽样的户数（即从每个居委会/村委会抽取的户数）设定在20-50户之间，其平均户数约为25户；其次，在每个市/县中抽取的居委会/村委会数量为4；最后可以计算得到抽取的市/县个数约为8000÷（4×25）=80。

2、拒访率比较

表2列出了CHFS与国内外调查数据拒访率的比较。就国内调查而言，CHFS比CHARLS分别低3.75%、5.22%和6.19%。需要注意的是，2024年CHARLS的调查只涉及甘肃和浙江两个省份，而2024年CHFS调查涵盖25个省份，两者的拒访率进行直接比较可能存在偏差。三个国外数据库都与CHFS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其调查内容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家庭的资产、收入和支出等，尤其是SCF，是与CHFS直接可比的调查项目。从表2可以看出，SCF、CEX和SHIW三个调查的拒访率都在25%以上。与CHFS直接可比的SCF调查拒访率更是在30%以上。这表明CHFS的拒访率与国外同类调查相比，处在很低的水平上，进一步表明了CHFS调查组织工作的高效率与高质量。

3、人口统计学特征

CHFS数据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的数据非常一致，表明CHFS样本完全具有全国代表性。表3的第一部分列出了CHFS调查的总人口数量、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以及经过权重调整后的城市人口比例。与此对应，表3也汇报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全国总人口、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

就家庭规模而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和农村家庭规模分别为2.89人和3.98人，CHFS权重调整后的城市和农村家庭规模分别为3.03人和3.76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CHFS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家庭规模都具有一致性。同时，CHFS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口平均年龄分别为38.09岁和36.87岁，二者也非常接近，可知CHFS调查样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与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相一致。就男性占总人口比例而言，CHFS和国家统计局统计出的男性比例分别为50.7%和51.4%，二者相差无几。按照特定地区是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来计算城市人口比例，计算出的CHFS中城市人口比例为51.4%，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标非常一致。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知，CHFS与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得出的家庭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人均收入都具有广泛的一致性，CHFS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结论是有可靠依据的。

二、收入和储蓄

1、家庭收入

数据显示，家庭收入均值为52087元/年，其中，城镇庭和农村家庭分别为71546元/年和27606元/年。

根据CHFS调查数据，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表5汇报了这些高收入家庭各项收入在所有家庭中的占比情况，其中，经营收入的76.85%被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所有，经营收入不均现象最为严重。

2、家庭储蓄

总储蓄占总收入的19.25%，低于依据宏观数据计算出来的储蓄率，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储蓄率为60.6%，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处于收入分布95%以上分位数的家庭的储蓄率为69.02%，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61.6%。因此，中国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现行促进消费的政策对广大民众的影响不大。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减少收入不均。

三、非金融资产

1、房产

在调查样本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城市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5.39%，农村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率为92.60%。东、中、西部地区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分别为87.35%、94.42%、90.41%。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为63%，美国为65%，而日本为60%，我国自有住房拥有率处于世界前列。（2）拥有住房数量

城市户均拥有住房已经超过了1套，为1.22套，农村户均拥有住房为1.15套。拥有一套住房的城市家庭占69.05%，拥有两套住房的城市家庭占15.44%，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城市家庭为3.63%。而在农村，80.42% 的家庭拥有一套住房，12.20%的家庭拥有两套住房，2.10%的家庭拥有三套住房。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71.31%的家庭有一套住房，15.08%的家庭有两套住房，4.12%的家庭有三套以上住房。中部地区80.27%的家庭有一套住房，14.03%的家庭有两套住房，1.16%的家庭有三套以上住房。西部地区84.27%的家庭有一套住房，8.03%的家庭有两套住房，只有0.80%的家庭有三套以上住房。

（3）人均居住面积

城市人均建筑面积为38.89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为33.76平方米。农村人均建筑面积为49.04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为39.57平方米。

（4）住房负债

样本中有13.94%的城市家庭为购买住房而向银行贷款，不仅如此，还有7.88%的非农户籍家庭通过银行以外的其他渠道借款以获得住房。从住房贷款或借款的规模来看，非农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28.39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47%；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12.22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32%。

住房贷款总额远远大于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11倍多；收入处于最低25%的那部分家庭贷款额达到了其年收入的32倍之多。由此可见，住房贷款是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房奴”在中国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2、汽车

（1）汽车拥有率

城市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22.89%，农村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11.92%，总体来看，中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16.37%。

（2）汽车品牌分布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家庭拥有的汽车市场占有率前4名均是国外品牌，它们是大众（7.35%）、丰田（5.69%）、别克（4.25%）、现代（3.90%），其后依次是长安、本田、东风、五菱、奇瑞、福特。前十名中有6个国外品牌。

3、工商经营（1）工商项目拥有

城市有12.44%的家庭拥有工商项目，农村有15.16%的家庭拥有工商项目，总体来看，有14.06%的中国家庭拥有工商经营项目，远高于美国的7.2%。

（2）经营负债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户籍家庭有5.84%目前有银行贷款，仅从事工商业生产项目的农业户籍家庭有9.83%拥有银行贷款。约15%的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商业生产活动的农业户籍家庭拥有行贷款。对非农户籍家庭，仅从事农业生产项目的家庭中有9.47%拥有贷款；有12.81%的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家庭以及20%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家庭拥有银行贷款。

（3）信贷约束

就从事农业或工商业的家庭而言，没有银行贷款的家庭中有75.03%不需要银行贷款。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目前没有贷款的家庭中，约18.89%的家庭需要银行贷款。这些家庭中，有14.8%没有提出申请。而约4.1%的家庭虽提出申请但被银行拒绝。就没有提出贷款申请的原因而言，农业户籍家庭与非农户籍家庭都主要将未提出贷款申请的原因归结为“估计申请后不会获批”，分别占52.5%与41.4%。其次是“申请过程麻烦”和“其他”原因。“不知道如何申请”所占比重最低，仅13.02%的农业家庭与10.34%的非农家庭将未提出贷款申请的原因归咎于此。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但被拒家庭以及由于害怕申请被拒而未提出贷款申请的家庭均在一定程度上面临信贷约束，两类家庭占所有从事农业或工商业活动家庭的10.7%。

（4）教育与创业

教育在工商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过去一年从事工商业的家庭其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比未从事工商业家庭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后者仅8.86年。

对资产位于最低20%以及资产位于20%~40%的家庭，其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3年。资产位于40%~60%分位数项目，其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5年。资产位于60%~80%分位数项目，其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04年。资产位于最高20%的项目，其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最高，为12.48年。由此可见，资产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

四、金融资产

1、金融资产总量

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6.38万元，中位数为6000元。分城乡来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11.20万元，中位数为1.65万元；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3.10万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金融资产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中位数达到3.5倍。从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差异可知，金融资产在家庭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2、无风险资产占比高

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比例最高，为57.75%；现金其次，占17.93%；股票第三，占15.45%；基金为4.09%；银行理财产品占2.43%。银行存款和现金等无风险资产占比高。

3、炒股盈亏的“二八”法则

有效样本中，盈利的家庭占22.27%；盈亏平衡的家庭占21.82%；亏损的家庭比例达56.01%。可见，高达77%的炒股家庭没有从股市赚钱。这与人们上说的“二八”法则比较接近。

4、炒股盈亏的年龄效应

根据户主年龄将家庭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我们发现年龄与炒股盈利成正相关关系。在户主为青年的家庭中，炒股盈利占16.14%；盈亏平衡的家庭占27.67%；亏损的家庭占56.20%。在中年家庭中，炒股盈利的占23.71%；盈亏平衡的占17.01%；亏损的占59.28%。在老年家庭中，炒股盈利的占30.30%；盈亏平衡的占19.19%；亏损的占50.51%。总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炒股赚钱的比例呈增加的态势。

5、金融市场参与差异大

家庭对股票市场参与率为8.84%；家庭对债券市场参与率0.77%；家庭对基金市场参与率4.24%；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0.05%；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1.10%。因此，家庭在不同金融市场参与率存在显著差异，衍生品和债券市场参与率尤其低，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6、股票市场参与和风险态度成正比，风险偏好型的家庭炒股比例为20.29%；风险中性型的家庭炒股比例为11.54%；风险厌恶型的家庭炒股比例为5.36%。因此，炒股与家庭风险态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7、民间金融市场参与城乡趋同 有借出资金的家庭数量占总体家庭的11.93%。分城乡来看，城市家庭11.94%有借出款；农村家庭11.92%有借出款。总体来看，城乡家庭对民间金融市场参与趋同。

五、家庭负债

1、家庭负债值得关注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负债包括农业及工商业借款；房屋借款；汽车借款；金融投资借款；信用卡借款；以及其他借款等。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样本中，有负债的家庭占38.22%。其中，城市家庭负债比例为35.16%，农村家庭负债比例为40.31%。

中国家庭负债均值为62576元。其中，城市家庭总负债均值为100815元；农村家庭总负债均值为36504元。

中国家庭总体的资产负债率为4.76%，其中，城市家庭为4.08%，农村家庭为9.81%，农村家庭资产负债率约为城市家庭的2.5倍。

由此可知，虽然农村家庭负债的平均数低于城市家庭，但是，农村家庭负债的比例以及负债占资产的比重均显著高于城市家庭。因此，农村家庭的负债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2、教育负债比例高

教育负债在城乡的分布比例有很大的差异，大部分教育负债都集中在农村。如表14所示，在有个人教育贷款家庭中，农村家庭占比77.88%，是城市家庭占比的3.5倍。同样，在有亲戚朋友或非银行类机构借款的家庭中，农村家庭占比高达67.37%，是城市家庭占比的2倍。

在16周岁及以上年龄的在校学生中，根据学历层次的不同，家庭教育负债的比例也不一样。随着在校学生学历层次的提高，家庭的教育负债比例大幅提高。如表15所示，对于教育负债，有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在校学生的家庭中，拥有贷款的家庭比例为10.57%，是有高中/中专（职高）及以下学历在校生家庭拥有贷款比例的3倍，后者仅为3.65%。对除教育贷款之外的借款，在有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在校学生的家庭中，有借款的比例为25.31%，同样是在有高中/中专（职高）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家庭中拥有借款家庭占比的1.36倍。

3、家庭支付方式多元化

消费者在各种购物支付方式中仍以现金支付方式为主。如表16所示，以现金支付的交易次数占总交易次数的79.60%，所占比例最高。同时，通过借记卡（储蓄卡）和贷记卡（信用卡）方式来进行支付也是另外两个重要的购物形式。具体地，以这些方式进行的交易次数分别占总交易次数的8.05%和6.97%。总体来看，家庭支付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

4、信用卡方便交易

使用信用卡的主要原因是方便日常生活，占比61.26%。家庭基于提前消费与透支的目的使用信用卡的占23.16%。在信用卡还款方式上，高达84.72%的家庭都选择了提前偿还或者到期全额偿还。

就家庭所用信用卡的信用额度而言，最主要的信用卡户均信用额度为24000多元，但只有22%左右的信用卡预借过现金。此信用卡每月消费额为户均3300元左右，户均欠款金额1089元。其次的信用卡户均信用额度为20694元，预借现金的比例为18.07%，该卡每月的户均消费额度2722元，户均欠款金额1103元。

六、家庭财富

1、家庭财富分布不均

中国家庭财富净值的均值为665187元，中位数为24000元。其中，城市家庭财富净值均值为1467860元，中位数为33340元；农村家庭财富净值均值为117928元，中位数为20500元。

处于财富分布90%以上分位数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86.69%，在城市，这一比例更高，达到89.50%。因此，家庭财富分布差异大。

2、城乡家庭财富差距大

平均来看，中国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为111714元，非金融资产为1456961元，资产合计为1568675元，城市家庭负债总额为101815元，城市家庭财富净值为1467860元。

平均来看，中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为30996元，非金融资产为123436元，资产合计为154432元，农村家庭负债总额为36504元，农村家庭财富净值为117928元。因此，城乡家庭财富差距大。

3、家庭资产分布不均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家庭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家庭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车辆资产；以及家庭耐用品等资产。家庭金融资产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借出款等资产。

中国家庭总资产均值为727762元，中位数为37000元。其中，城市家庭总资产均值为1568675元，中位数为50000元；农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154432元，中位数为28730元。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差异表明了中国家庭资产分布的不均。

处于资产分布90%以上分位数家庭的资产占社会总资产比例为84.59%；金融资产占社会金融资产总额的61.01%；非金融资产社会非金融资产总额的88.70%。资产的分布也很不均衡。

七、保险和保障

1、汽车保险的赔付率偏低

家庭在购买保险的缴费方面，农业家庭平均为购买汽车保险的花费为2384元，非农家庭平均花费约4802元，后者是前者的2.01倍。去年，从家庭申请理赔的情况上看，拥有汽车且购买汽车保险的农业家庭约8.07%申请了保险理赔，平均理赔金额2794元。非农家庭约19.46%申请理赔，比例远高出农业家庭申请理赔的比重，平均理赔金额3712元，较农业家庭户均理赔金额大。

2、汽车保险的逆向选择明显

数据显示，进行保险理赔的家庭与未进行保险理赔的家庭在汽车险种的购买上存在明显差异。对每种类汽车险种，没有理赔的家庭购买的占比都比理赔家庭的购买占比低。例如，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盗抢险、车上责任险，理赔家庭的购买占比分别为68.2%、75.6%、49.2%、49.2%，而未理赔家庭的购买比重仅占36.3%、48.2%、22.9%、21.2%。玻璃单独破碎险、无过失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险也表现得也很明显。对这些险种，去年进行理赔的家庭购买比重分别为45.9%、33.9%、30.6%，相反未理赔的家庭只有17.7%、14.6%、13.6%购买这些险种。

3、我国人口老年抚养比高，社会负担重。

总体而言，我国少儿抚养比低于老年抚养比。虽然农村地区的少儿抚养比略高于老年抚养比，但城市地区的老年抚养比高达26.31%，远超过其对应的18.56%的少儿抚养比。无论是否考虑到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在我国经济水平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速无疑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应对我国人口结构中的“未富先老”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4、医保中的道德风险

有医保者的医疗支出总额为958.35元/月，其中自付金额为591.59元/月，而无医保者的医疗支出总额为744.03元/月。表23表明，农村地区有医疗保险的个人无论是总支出（792.15元/月），还是自付金额（571.79元/月），都高于无医疗保险者的医疗支出（438.01元/月）。在城市地区，这一现象并不明显。有医保者的医疗支出总额为1166.77元/月，自付金额为617.51元/月，无医保者的医疗支出总额为1306.06元/月。

八、家庭支出

1、消费支出城乡差距大

由图12可知，2024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相差24390元，城市居民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的1.68倍，其中，在日常生活支出、非日常生活支出、休闲保健支出、转移支出和其它支出方面，城乡居民分别相差12894元、4853元、2662元、4244元和58元，城市居民在以上各项消费支出上分别是农村居民消费的1.61倍、1.56倍、3.17倍、1.67和1.008倍。从各项消费差距的绝对数来看，日常和非日常生活支出的差距最大，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在必需品消费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从相对消费差异来看，城乡居民在休闲保健支出方面差距最大，这表明我国城市居民文化娱乐生活比农村居民更加丰富多彩。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表明我国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2、远亲和近邻

城市居民家庭节假日转移支出高于红白喜事转移支出，而农村家庭则红白喜事转移支出高于节假日转移支出，城乡居民人际之间转移支出存在一定的区别。这表明城市居民亲戚朋友之间的往来更为频繁，而邻里关系相对淡薄，从而导致节假日支出高于红白喜事支出；而农村居民家庭虽然亲戚朋友往来频繁，但邻里关系更为亲密，从而导致红白喜事支出高于节假日支出，农村居民人际交往更体现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

3、家庭礼金支出

2024年城乡居民家庭红白喜事支出分别为2642元和2228元，收入分别为7199元和4847元。但是，城乡居民家庭2024年红白喜事净收入分别为-960元和-729元。

城市家庭红白喜事支出增加1个百分点的回报为红白喜事收入增加0.72个百分点；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红白喜事支出增加1个百分点的回报为红白喜事收入增加1.08个百分点；这表明对于城市家庭而言，红白喜事的礼金支出是一种负担，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红白喜事支出是一种投资。

九、家庭教育

1、义务教育效果明显

我们将文化程度为没上过学和小学界定为初中以下学历，然后根据不同年龄段计算初中以下学历人口比重，结果见图14。

初中学历以下人口的比例随着年龄降低逐渐降低。在60岁以上人口中，初中以下学历人口占65.58%；50岁到59岁人口中比例为44.79%；40岁到49岁人口中比例为28.05%；30岁到39岁人口中比例为19.40%；18岁到29岁人口中比例为7.47%。

数据表明，随着人口年龄降低，初中学历以下人口比例显著降低。因此，义务教育效果明显。

2、大学扩招效果显著

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50后为1.71%，60后为4.93%，70后为10.19%，80上升到18%以上，增加非常显著，但已经基本趋于均衡。因此，高校扩招极大地促进了大学及以上人口的比例。

80后的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显著增加。90后的大学生比例增加到42.05%。

3、教育平等

我国农村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较高，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高达80%，而该比例在城镇地区仅为40%，表明我国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大。同时，受教育程度的地域分布存在明显不平衡。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较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教育优势。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高，文盲率低。

进一步对各年龄组学历结构的分析发现，35岁以下人群的学历结构图中初中学历比例高达36%。就文盲和半文盲人群而言，其平均年龄为55.78岁，表明文盲半文盲群体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群。与此相反，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主要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大学生所占比例为14.01%

4、高等教育国际化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9.78%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其中12.93%的城市学生、5.53%的农村学生）留学海外。在有15岁以下小孩家庭中，8.31%打算送小孩出国，29.43%看情况决定是否送小孩出国。到海外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公民重要选择之一。中国高等教育已经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还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本科学历的平均工资为大专（或高职）学历的1.75倍，硕士学历的平均工资为本科学历的1.73倍，教育回报较高。不过，博士学历的平均工资仅为硕士学历的70%。

十、其他部分

1、性别比例

通过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性别比例结构的差异较大，其中又以少儿人口性别比例（123.3:100）不平衡的程度最为严重。同时，农村性别比例不平衡的程度高于城市。从性别比例指标的年龄维度上看，少儿组性别比大于劳动年龄组性别比，而劳动年龄组性别比又大于老年人口组性别比，表明未来人口性别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性别比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性别比，尤其是少儿性别比较经济较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更为平衡合理。

2、剩男剩女

我国城市和农村婚姻状况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主要表明为城市同居、分居和离婚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而城市未婚比例显著低于农村。就未婚人群而言，剩男剩女（即30岁以上未婚男女）的城乡分布存在差异，如表28所示，农村剩男的比例高于城市，而城市剩女的比例高于农村。

城市离婚比例高于农村，表明城市居民婚姻状况比农村居民更不稳定。婚姻状况最不稳定的年龄段为40至50岁。在城市，丧偶女性人数是丧偶男性的3倍多，而农村丧偶女性是丧偶男性的2倍多，这与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3、中小企业与就业

私营或个体企业雇佣劳动力占企业雇佣劳动力的62.66%，同时占从业人员比例的38.44%。也就是说，中国有38.44%的从业人员在私营或个体企业工作。外商独资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就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工资而言，人均工资收入前三位分别是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但是这三种类型的企业雇佣劳动力所占比例仅为3.78%，除以上三种企业之外，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工资收入最高，为46409元/年。但是，作为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主力军的私营或个体企业人均工资收入最低，表明我国大部分劳动力工资收入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私营或个体企业工资收入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第五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高储蓄背后为

收入不均

http://.cn2012年05月15日 02:4421世纪经济报道

5月13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正式发布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的发现包括，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为60.6%。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是储蓄分布的差异，广大民众并不缺少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

在住房资产方面，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市场想象和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市价与成本之比为4.4，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该报告历时三年，对全国25个省份、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进行了入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8438份，调查成果将建成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领域的基础性数据库，与社会共享。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接反映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央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是美联储投入巨资与芝加哥大学合作完成的一项长期性调查。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为直观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状况，甚至将本因2024年进行的调查提前到了2024年。而我国，之前在此领域仍是空白。

收入前10%家庭储蓄占比74.9%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全国范围收集并统计家庭金融行为的微观信息，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家庭金融财富、家庭负债和信贷约束、家庭保险与社会保障、家庭支出与收入等方面内容。

报告显示，中国的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目前，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但效果甚微。

截至2024年8月，中国家庭总储蓄占总收入的19.25%，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一方面，有55%的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另一方面，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储蓄率达60.6%，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储蓄都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

“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大经管学院院长甘犁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改变收入不均的现象，从而实现中国政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增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认为，增加消费可以通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升级完成。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改变，市场力量正在推动着消费力的提高。“消费力从2024年开始，每年提高0.7%。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廉价劳动力供给开始小于需求，可支配收入在提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微博)补充道。

自有住房拥有率近90%

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高于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为63%的水平。2024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已经超过1套，平均为1.22套，农村为1.15套。我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农村高于城市，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

但这并不与市场上旺盛的刚性需求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离开已有房产的家乡，到外地或大城市生活，这是房产刚性需求的一种表现。”李稻葵解释。

另一方面，房产已成为中国家庭资产增值最快的财产。“拥有房产的家庭这几年都有很高的收益率，有房子的家庭还想买两三套。”甘犁补充。城市中第一套住房的总收益率均值为340.31%，第二套为143.25%，第三套为96.70%。

甘犁教授认为，此份报告提供了详尽的基础数据，人口结构、家庭信息、教育需求、储蓄状况等。希望社会各界能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来分析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中国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