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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致后勤人员广播稿100字 致后勤人员广播稿(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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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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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刘世锦2024-05-17十六大提出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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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刘世锦
2024-05-17
十六大提出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效率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研究具体的产业发展形态。其中,产业集聚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下面我想结合前一段时间对珠江三角洲和浙江省杭州湾地区的调研,就产业集聚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概念和现象
所谓产业集聚,简单地说,就是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与此相对应的英文是cluster也有叫产业集群的,含义大体相同。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产业集聚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产销量往往以“亿” 为单位,令人惊异。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绍兴的一个新建的织布厂,年产量达上亿米布。在浙江,这类产业集聚被称为“块状经济”。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全国的较大份额。例如,目前全国最大的四家彩电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几家计算机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在这里大量地分布在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到达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其前道生产环节也有细致的分工。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IT、家电等产业的聚集已经形成。在这一地区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采购得到。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据介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十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二、形成机制与优势
这种区域性的产业集聚的过程和机制更是意味深长。在浙江,基本上是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方式。先是在某个地方出现某个产品的集中生产,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几十家、几百家乃至更多家这样的生产单位集中在不大的区域内,所谓“一乡一品”、“一镇一品”。为了给这些产品找销路,便出现自发性的市场。市场出现和扩大后,促进了市场背后的生产发展,然后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扩展。地摊式的市场形态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出现了。市场一旦形成并逐步成熟后,便会促成自己的合理秩序。在浙江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形成了高效率的通达全国各地的物流系统,其他地方的客户,经常宁愿绕路也要到“中国轻纺城”发货,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快捷、可靠、便宜。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有这个特点。
而在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有着多种机制。
一种是加工贸易带动。以东莞的美能达打印机、复印机为例,先是来料加工,以后发现成本很低,总装厂也进来,并带来了更多的配套厂家。美能达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仅为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在竞争压力下,美能达的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理光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
另一种是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顺德的科龙、美的、格兰仕等名牌产品带动了一大批配套厂家的发展。科龙的冰箱、空调等的外部采购率达到70%以上。
还有一种类型是OEM、ODM产品带动。顺德勒流镇的东菱公司,专为欧洲市场做小家电的贴牌生产,80%以上的零部件就近采购。仅在勒流镇,与小家电相关的生产企业有四千多家。
最重要的是,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政府部门没有这种预见,就是当事人本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只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回头一看发现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几个成功的大市场,都是先有自发性市场出现,并达到相当规模,然后政府引导,加以规范和提高。政府作用除了积极一面外,也有“不积极”、“消极”的一面,在有些市场自发出现的初期,当地政府部门认为“乱来”、“不规范”,曾经驱散、关闭,但总是关不了,以后被迫默认,再以后态度转为积极,承认、扶持、提高。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是理解产业集聚现象的关键所在。
那么,产业集聚主要有哪些优势呢?可以有如下初步的概括。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如有的日本厂商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采购成本可以降低30%。这是向单个主机厂供货时所达不到的。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以某手机生产厂为例,其重要部件至少有三个供货商,各占70%、20%和10%的份额。主机厂在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引入竞争,依据供货质量、及时性、价格等调整不同厂家的供货比例。而在单一供货商的情景下,则可能出现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引致的“要挟”行为。三是,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宁波的服装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纺织面料供货商到宁波设点销售,由于供货的批量大,成本相应降低。
四是,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类似硅谷“酒馆谈话中的技术转移”现象,在产业集聚区也普遍存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五是,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产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性,使这些服务业或配套设施具备了经济上的合理性。例如,宁波"L"型的十公里左右的地域内,集中了一两千家服装企业,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受益面宽,等于做了一个集体大广告,积累了众多企业都可分享的无形资产;同时,如此多的企业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这种大型活动。又如,绍兴的生产力促进中心面向众多的纺织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服务,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形成了“金昌现象”。地方政府也反映,当地形成产业集聚后,政府部门也积累了许多专业性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如绍兴市政府认为在为纺织面料特别是化纤面料生产企业服务方面,情况熟悉,得心应手。宁波市政府促进服装业发展方面亦有同样感受。
三、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几点政策性考虑
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素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可能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成果。这里着重提出几个从政策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的电子产品,等等。欧洲、日本也大体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从国内一些产业集聚区的历史看,在起步阶段也曾经历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一定阶段后,才向特定区域集中,分工协作体系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产业集聚方式的那些地方的竞争力,显著地强于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地方,而且出现了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如果说以前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相关度还不高的话,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关联度已经并将进一步增强。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而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地方,或者没有产业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也会衰落下来。由此可以考虑引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
第二,讲产业发展一定要有产业集聚概念。这是上一个判断的逻辑推论,但实践含义要更强一些。不论全国还是某个地区,产业发展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具体地落实在某个具体区域。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有了密切关联后,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当产业竞争力对产业集聚形成依赖后,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的盲目性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蓬勃发展,而产业中心随之转移的现象。以纺织工业为例,过去的长时期内以“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为生产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以及内地的诸多纺织工业基地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纺织企业普遍衰落,不少已经破产关门。与此同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上纺织品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种增长来源在哪里呢?看看浙江绍兴等地的纺织业,答案就清楚了。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经济的较快增长时期,相当多的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种增长机会是否属于某个特定区域,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和目前具有一定生产基础的区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较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区域是否具备相关产业集聚的条件,集聚的进程是否开始,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等。对此,不少地方和企业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一些地区在规划产业发展时,往往提出“大而全”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如一个县)范围,要三次产业均衡发展,要发展一系列热门产业,如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样样齐全。这种状况表明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缺少基本认识,特别是缺少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在产业集聚发展迅速的地区,地方政府负责人则是另外一种思路,他们能够明确地强调发展哪一类产业,甚至是某一类产业中的某个环节,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通过产业集聚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逻辑。
第三,老工业基地振兴要与产业集聚结合起来探寻新思路。老工业基地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条块分割,形式上看一个区域内集中着大批企业,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很低。这种形态只能说是一种企业集中区,与上面述及的产业集聚有着实质性区别。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装备工业来振兴老工业基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制造业的发展,装备工业有很大可能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但这种机遇是否就一定属于老工业基地,恐怕还很难说。如果老工业基地不能通过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区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集聚的转变,将会与这一机遇失之交臂。在人们的印象中,浙江工业的特点是“轻”,但在宁波,已经出现了由一千多家塑料机械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区,其中有目前国内最好、国际上竞争力相当强的注塑机生产企业。中国的装备工业有希望得到大发展,但装备制造中心,至少是部分生产基地,很可能发生区域性转移。对老工业基地来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利用好机遇,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把宝都押在装备工业上,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生产基地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当地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来新形成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产业集聚并且有竞争力的,也会有其他一些产业。在这方面,部分老工业基地已有了成功案例。
第四,产业集聚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 理论形成重要挑战。过去我们讲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主要是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等,随着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些优势已不再明显,或者不复存在。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优惠政策的重要性明显下降的阶段。产业集聚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天优势”,即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这一条件一旦形成并趋于成熟后,再转向其他地区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事实上,外来投资者(外商和内商)选择投资地点时,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其他方面的条件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产业配套条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产业集聚形成后,显著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
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原来我们所期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纺织等产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会随着经济成长逐次向中西部转移,很值得重新研究。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向我国进行制造业转移,主要目的是分享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其前提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自然人流动(不难想象,如果允许这种流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产业就不会转移到中国大陆)。而在我国内部,中西部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是较大的。这意味着,东南沿海地区可以分享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而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产业集聚条件形成后,中西部地区要获得这些条件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在低成本劳动力与产业配套条件的组合中,中西部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没有出路了,而是说,中西部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而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上。这方面,中西部的有些地区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在西安市,民办高等教育的产业集聚已初成气候,全国最大的前十名民办高校,西安就占了一半左右。
第五,产业集聚使行政性重复投资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如前所述,产业集聚较成熟的那些地区,相关产品的交易和生产成本大幅度低于其他地区。这样,如果其他地区在这些产品上搞重复投资,特别是政府驱动的行政性重复投资,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失败的概率会更高,损失也会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集聚对行政性重复建设是一个有力的制约因素。问题在于,相当多的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去年以来,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刺激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和准备大干快上汽车制造项目,而且重点是总装项目。汽车产业是一个对产业集聚有较高要求的产业。中国真正具备产业集聚条件的潜力的地区只能是少数。在这些地区之外的汽车制造项目,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很大的失败概率。
第六,如何有效地促进产业集聚?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的关联度显著提高以后,对一个地区来说,如何促进当地的产业集聚,就成为产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对此,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文中提出的钻石理论,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也仅仅是参考价值,这不仅因为该理论本身是不完善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情与波特教授研究过的国家国情有显著不同。在如何促进产业集聚问题上,政府扮演什么角色是首先要搞清楚的。有的地方学浙江发展“块状经济”,由政府规定某个地方发展某个产品或产业,规定一些企业为另一些企业配套,用行政性办法人为“造市”,这类做法就将事情搞歪了,丢掉了浙江发展“块状经济”即产业集聚的精髓。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一个开放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好公共服务,如果本事再大一点,可以做一些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的工作,如培训、提供信息等,至于能够形成何种产业集聚,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卡特动态2024年第2期总第二十三期
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
顾益康
1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迈向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变革。在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大和人口中农民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非农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工分业分化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是密切相关的。在现实发展中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表现为同步与非同步,稳定与非稳定发展的多种状态。经济非农化和农民融入经济非农化的路径以及农民在非农经济中地位、作用的不同,决定着经济非农化发展进程和质量。在经济非农化进程中农民非农化的滞后与不稳定是出现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贫富差距过度扩大,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陷井”的主要危险。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路径与绩效的分析,提出加快经济非农化以及实现与农民非农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关系的一般性分析
所谓经济非农化就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产业比重不断缩小和非农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进程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所谓农民非农化就是在经济非农化进程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大量转化为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者和在城镇安居乐业市民的过程,这一进程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在现实发展中由于不同国家、地区基本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性以及采取推动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政策、路径、动力机制等不同,使得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速度以及两者的协调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并且,目前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非农化的不同步和不稳定。“不同步”就是指农民非农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经济非农化进程,在政府的政策选择上,对非农经济发展重GDP增长,轻劳动就业岗位增长,把多数农民排除在工业化、城市化之外。“不稳定”就是指农民非农就业表现出兼业性、临时性和流动性大的特点,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及其家庭未能在城市安居乐业,成为季节性临时工或成为无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城乡边缘人口。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变革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革,导致经济社会的不协调、城乡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实现农民非农化与经济非农化的同步协调,最重要的是既要有足够的推动农民转向二三产1 顾益康,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浙大“卡特”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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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和向城镇迁居的拉力与推力,又要形成有利于农民彻底的分工分业分化的机制。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要顺利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型,关键是要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非农化进程中,让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居住在农村的低收入农民转变成为从事二三产业、在城镇安居乐业、具有中等收入的市民。
二、浙江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实证分析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中国从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但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中、东、西部区位条件、经济基础等差异性极大,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非农化的进程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区。浙江作为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的东部沿海省份,在这一时期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进程不仅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超过原来工业基础比较好的东部省份,名列全国前茅。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在1978年,全国一、二、三产业比重为28.1:48.2:23.7,人口城镇化率为17.9%,全社会从业人中在农业比重占了70.5%,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4元,基本上来自农业收入。到2024年,全国一二三产业结构演变为14.6:52.2:33.2,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40.5%,全社会从业人员中农业比重下降到49.1%。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2622元,其中来自非农产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54.4%。并且,从这些数据来分析,全国目前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协调性是不够好的,农民非农化明显滞后于经济非农化,也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突出表现在流动性、季节性、临时性的农民工占了务工经商农民的相当大比例。
从浙江省的情况来看,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进程要比全国更快更协调。1978年,浙江省一二三产业比重为38.1:43.3:18.6,城镇化水平只有14.5%,全社会从业人员中农业占72.4%,农民收入只有165元。显然,当时浙江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的收入与全国水平相差不多。到2024年,浙江省一二三产业结构变为7.7:53.7:39,城镇化率上升到53%,全社会从业人员中农业的比重下降到了28.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431元,其中81.1%来自二三产业收入。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1倍多,跃居全国省、区第一位。并且,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稳定性要比全国一般地区好得多,全省由农民举办的非农企业多达110万家,个体工商户有150万家左右。我们从中可以分析出,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水平同步快速提升和协调度相对较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综合分析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非农化的农民非农化的实践,浙江
非农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以及经济非农化的农民非农化协调度比较好,主要得益于浙江选择了符合浙江实际的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道路和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7个互动效应:
一是农民生存压力与传统文化的互动效应。浙江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资源稀少、人均耕地只有0.05公顷,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浙江又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有悠久的小商品生产的传统和农商兼营、义利并重的传统文化。这使浙江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凭借着农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获得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率先迈出了务工经商闯市场的步子。从比较分析来看,越是人地关系紧张、农业生存压力大的,越是小商品生产传统文化浓厚的地方,农民闯市场、务工经商就越早。这就是浙江农民早于全国一般地区,温州、台州等地又早于杭嘉湖地区的原因所在。
二是劳动积累与资本积累的互动效应。浙江农民务工经商闯市场最初的原始积累完全靠劳动积累,尤其是浙江农民中的能工巧匠、小商小贩凭借着灵巧手艺、辛苦劳动积累了“第一桶金”,同时浙江农民又特别注重节俭和聚财,有积小钱为大钱、再以钱生钱的欲望和能力。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浙江农民就积聚了较多的资本。这种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的领先一步使浙江农民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和非农产业的领跑者。
三是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效应。浙江非农经济发展又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性特别强。浙江工业化是靠以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推动的,而乡镇企业的崛起和集聚,又促成了小城镇建设热潮。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效应十分明显,这也是浙江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协调比较好的重要原因。农村工业农民办、农民城镇农民建的独特路子,使浙江率先冲破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束缚,国有企业对农民工排斥的影响也要小得多。相当多的当地农民在进城务工经商和率先进行的小城镇户藉制度改革中成为安居乐业的市民。
四是制造业与商业服务业的互动效应。浙江农村非农经济发展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加工制造业的集聚发展与专业市场共生的格局。众多的由农民兴办的生产同一类小商品或工业制成品的企业扎堆集聚,众多的商贩集聚在专业市场推销同一类的商品,发达的制造业与兴旺的商贸服务业交相辉映,民营企业中的工商企业互补共生,并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的分工,使得生产成本大大下降、资金周转大大加快,创造出了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和目前义乌、柯桥等大专业市场,小商品与轻纺制造业中心就是在这种格局中脱颖而出的。
五是百万能人创业与千万农民就业的互动效应。浙江工业化起步模式不是靠城市国
有企业对农民的吸纳,而是靠农民中能人自己创办工业企业,并通过不断演进的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从产权模糊的乡村集体企业到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的飞跃。浙江农民中百万能人兴办了百万民营企业,再加上这种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和家庭制企业特征的民营企业在带领亲友和乡亲们就业上就有天然的优越性。因此,形成了百万能人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的机制,这也是浙江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进程都比较快的重要原因。
六是农业发展与非农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浙江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转移了农业劳动力,有效地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同时,农户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增加,又为农业投入粮食和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条件,浙江农地流转和集中已接近了25%。同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生产总量的增加,为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人口增加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七是政府与农民的互动效应。浙江农民商品意识、市场观念强、闯市场致富的内在冲动强,与浙江各级政府领导、改革意识强、让农民致富意识强形成了非常默契的互动效应。各级政府领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政府放手让农民闯市场,制定鼓励农民创造、鼓励农民务工经商的政策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干部这种尊重民意的大胆创新之举,农民的创造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正是这7个方面的互动效应,使浙江在经济非农化、农民非农化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走在了前列。
三、进一步提升经济非农化和现代化水平的对策思路
从总体上看,改变经济非农化水平特别是农民非农化水平偏低的状况对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是目前这方面水平相对较高的浙江省,经济非农化的水平和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农民非农化方面也还存在诸多分工分业化不彻底的问题。尤其是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全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浙江省已接近3000美元,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既是一个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矛盾凸现期,实现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同步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结构转型相适应,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尽快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避免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陷井”的必然选择。从实际来看,我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必要的对策措施:
一是要实行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城乡关系是发展中最需要处理好,也最难处理好的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新阶段实际出发,及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导向,主动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处理好劳资关系,分配要向人力资本倾斜,提高劳动所得水平。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处理好城乡关系,要向农村倾斜。在不断提高经济非农化水平同时,改变农业生产力落后状况,在加快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二是推进城乡配套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农民转化为稳定从事非农产业,在城镇安居乐业的中等收入者。必须从体制和政策层面上避免让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失去土地和农业就业岗位的农民成为失地失业的贫民和流民。最重要的政策条件是要给农民公平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平等的发展机会。让农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动参与者和成果享受者,让农民的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都能成为农民非农化的资本。从目前来看,必须整体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消除一切影响农民平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体制障碍。
三是要选择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紧密结合的经济非农化的路径。尽快改变经济粗放增长的状况,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要努力改变城市化滞后的状况,加快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要开放城门,让城市成为农民发展的新空间,给有条件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创造在城镇安居乐业的条件,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根本性转变。
四是要整体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分化。针对农民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发展现代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状况,要切实加强对农民再教育、再培训。要针对农民就业多样化的实际,有针对性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大胆闯市场和转产转业,加强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尽快让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的合格劳动者。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农业专业大户和农场主,推动农业专业化、产业化水平提高。当前尤其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教育,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对待岗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的技能培训,此外,还要重视农村后备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要给农民子女以平等的教育权利,让农村学生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和就业技能教育,让农民工子女不再成为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民工。
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
关于对产业集聚区企业发展实行“零阻碍”
服务的实施办法
为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根据中共信阳市委、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信发
[2024]1号)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对产业集聚区企业发展实行“零阻碍”服务的实施办法》(信办[2024]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产业集聚区企业发展 “零阻碍”服务实施办法如下:
一、“零阻碍”服务的重要意义
产业集聚区是我县企业发展的载体和平台,产业集聚区企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全县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发展产业集聚区同时也是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化发展的基础环节和重要方式,在我县产业集聚区企业实行“零阻碍”服务,对推进我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产业集聚区实行“零阻碍”服务,是指产业集聚区的企业,在落户、建厂、生产、经营和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要按照依法、简便、高效、廉洁的要求为企业服务,做到涉企服务“零阻碍”,严格防止各类影响企业发展的“四乱”、“四难”、和吃、拿、卡、要、报以及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阻碍企业发展的问题发生,为企
业发展创造一个宽松高效、风清气正的好环境。
二、“零阻碍”服务的基本内容
(一)设立服务机构
在产业集聚区设立企业服务协调小组,由县相关领导为组长,县监察局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行政服务中心主任为副组长,县商务局、国土局、住建局、发改委、财政局、环保局、招商办、水利局、电业局、工商局、人防办、公安局、消防大队等相关部门主管副职为成员。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兼企业服务办公室主任,办公室配备2—3名熟悉涉企服务办理业务的同志为首席代办员,实行集中办公,挂牌上岗。同时,每个成员单位明确1—2名熟悉本单位业务的同志为协办员,各单位确定人员公开联系电话,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纪委效能室)要对企业服务办公室及各职能部门服务企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强化服务措施
1、首问负责制。企业服务办公室首位受理企业服务有关事项的首席代办员为第一责任人。应当即向服务对象递交联系卡,一次性告知应提交的全部资料。能即时答复的必须当初答复,较复杂的事项不能当场答复的,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符合受理条件的,要填写受理登记表,并向服务对象递交承诺书,做到服务“零推诿”。
2、全程代办制。首问负责的首席代办员,在受理企业申请后,报经企业服务办公室批准,负责到县行政审批中心相关窗口或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办理,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办员负责协助。需多部门联合办
理的,由企业服务办公室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实行联审联批。企业服务办公室根据企业入驻需要,定期召集联审联批会议,及时解决相关问题。首席代办员对受理的项目立项、审批或报批、办证、缴费、咨询、投诉及其他相关服务事项实行全程代办。全程代办服务为无偿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手续费、代办费等费用。
3、一周办结制。企业服务办公室自正式受理企业的服务申请之日起,必须在一周内办结。所有职能部门及其办事窗口接受企业服务办公室首席代办员递交的属本级本部门权限内的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后,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办结。对程序简便、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政策规定,可以当场办结的,要即收即办;不能当场办结的,要提高办事效率,缩短办事时间,做到服务“零懈怠”。对于在规定时限内不能办结的,首席代办员必须向企业服务办公室说明理由,如理由正当,经企业服务办公室同意,可再延长一周,并及时告知服务对象。
4、一次收费制。对产业集聚区企业应缴纳的各种收费,职能部门应按照规定和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的原则进行收取,并将涉企收费标准、收费项目和工作流程报送企业服务办公室,经物价、法制等部门核准后,张榜公示。产业集聚区企业应当向相关职能部门缴纳的各种费用,实行“一费制”打捆收费,统一由企业服务办公室一次性收取,分户核算后,分别交由相关收费部门出具票据。
5、检查审批制。各级各部门要最大限度压缩对企业检查活动项目,停止对企业不必要的检查。每月1-25日为企业宁静工作日,在此期间,除涉及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安全或国务院、省政府统一安排的专项检查,经报县长同意并在企业服务办公室备案后方可进行外,其他任何单位不得进入产业集聚区对企业进行检查。宁静工作日之外的检查,必须报经企业服务办公室批准后方可实施。必须的检查要压缩检查时间,减小检查规模,能合并检查的应合并进行。检查时,企业服务办公室派人陪同,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检查中的相关事宜。职能部门在检查过程中,首次发现企业违规问题,应以告知提醒、批评教育和限期整改等为主要处理方式,原则上不予经济处罚。
6.警企共建制。公安机关要与产业集聚区建立治安管理共建制度,在产业集聚区设立警亭或派出所,配足警力,在每个企业挂警企联系卡,加大对产业集聚区周边治安的巡查力度,加强对治安乱点的治理,源头预防、有效打击,妥善处理企业周边破坏、阻挠企业施工和生产经营的行为,实现产业集聚区企业周边治安环境“零阻挠”,为产业集聚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周边治安环境。
7、投诉直办制。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纪委效能室)要设立24小时投诉举报电话,并在全县公布。实行一次投诉受理制,县优化办收到本辖区产业集聚区企业投诉后必须受理,不能以任何理由要求投诉者向其他职能部门投诉;接到涉企投诉举报后,如情况紧急,优化办主任可以直接安排进行调查核实。调查处理情况及时反馈企业。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电话(12388)收到企业投诉后,如情况紧急,必须第一时间报优化办,县优化办举报电话为3982233。
(三)严格责任追究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据《河南省关于损害经济发展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和《河南省行政效能监察暂行办法》等规定,情节较轻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向企业道歉、取消评先资格、通报批评等;情节较重或一年内发生两次以上行为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调整岗位、免职或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对主管领导给予诫勉谈话或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撤职至开除处分,对主管领导给予警告至撤职处分。对向企业吃拿卡要报等行为,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给予党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零阻碍”服务的组织实施
各级各部门行政主要负责人为产业集聚区企业“零阻碍”服务第一责任人,并将此项工作纳入政府责任目标管理,为全面落实好该项工作提供各项保障;产业集聚区企业服务办公室是“零阻碍”服务的具体实施者,必须严格按照要求落实好各项服务措施;办公室实行旬例会制度,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协调和研究,必要时报领导小组处理。各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创新工作方法,积极配企业服务办公室完成各类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形成工作合力;监察局和优化办要切实加强对产业集聚区“零阻碍”服务的落实和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总则
1.1规划背景
2024年9月28日河南省发改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产业集聚区规划工作的通知》一文,要求全省各市、县认真贯彻9月25日省长办公会议精神,做好产业集聚区规划及上报工作。为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档次,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产业集聚,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拟加快产业集聚区发展,并以次搭建招商引资平台,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壮大县级工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位于县城西部和东北部的柘城县产业集聚区,是省政府确定的全省首批175家产业集聚区之一。为了落实省、市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的战略部署,该县县委、县政府把2024年确定为“产业集聚区建设年”、“大项目突破年”,按照“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聚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的总体要求,大力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力争实现新入驻产业集聚区项目达到80个以上、总投资50亿元以上、营业收入50亿元以上的“855”目标,使之成为县域经济增长极、主导产业集中区、现代城市功能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区,为柘城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提供支撑。
在国家已经确立的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柘城县按照“北扩南进、西延东伸、四面开花”的城市发展布局,拉开城市框架,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化水平,力争把柘城建设成为城区3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超过30万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14平方公里,主导产业为医药制品加工业。近年来,柘城县坚持把城市建设作为产业发展的平台,把产业发展作为城市建设的前提,积极建设新城区,逐步改造老城区,推动产城互动,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形成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目前,柘城县城区面积已由2024年的5.8平方公里发展到20平方公里,城镇人口由5.7万增加到 16.5 万。产业集聚区入驻工业企业达到118家,就业人口达3.2万人,2024年元至11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46亿元,税收2.8亿元。
产业集聚区规划编制按照构建“现代产业、现代城镇、自主创新”三大体系的要求,坚持合理布局、突出重点、集约经营、循环发展的原则,遵循“产城融合、产城一体”的建设理念,率先完成了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全方位编制了产业集聚区空间发展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区域环境评价规划,并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现了“三规合一”,形成了相互统一衔接的规划体系。规划总面积14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5.7平方公里、发展区和控制区8.3平方公里,确定了金刚石微粉及制品高科技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医药制造产业和纺织服装产业四大主导产业。
本次环评从落实科学发展观、集约利用土地集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出发,从规划源头上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以减缓环境影响和生态破坏,最大程度利用当地资源和环境优势,保障社会、经济和环境和谐,从而实现柘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评价目的与评价原则
1.2.1评价目的(1)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分析、论证柘城县产业集聚区总体规划方案与柘城县、商丘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缓解和补救措施与建议,以实现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项目建设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
(2)通过现状监测与实地调查,计算分析集聚区所在地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分析推荐规划方案实施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和范围,特别是对地表水的环境影响,论证产业集聚区的选址、布局、发展规模和产业定位的合理性,制定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给出企业准入条件提出规划的优化调整建议。
(3)通过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公众了解集聚区规划的概况及其规划实施后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通过广泛征求和收集公众意见,辨识公众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为合理选择规划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4)通过对可能发生的潜在环境风险进行分析,找出主要危险环节,提出针对性的预防和应急措施,将风险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5)妥善处理集聚区建设初期产生的自然、社会问题,包括居民拆迁和安置补偿等,实现集聚区开发的和谐、持续发展,为规划审批机关提供决策依据。
1.2.2评价原则
(1)科学、客观、公正原则。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科学、客观、公正,综合考虑规划实施后对各种环境要素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按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本规划的评价。
(2)早期介入原则。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在规划编制的初期介入,并将对环境的考虑充分融入到规划中。
(3)整体性原则。一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把与该规划有关的政策、规划、计划以及相应的项目联系起来,做整体性考虑。
(4)公众参与原则。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利益和主张。
(5)一致性原则。规划环境应评价的工作深度应当与规划的层次、详尽程度相一致。
(6)可操作性原则。针对规划环评具有战略性、超前性、广泛性、复杂性等特点,综合采用简单、实用、经过实践检验可行的各种分析评价方法,对规划进行宏观分析,评价结论应具有可操作性。
(7)坚持循环经济的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和有效途径。评价过程中始终坚持“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结合集聚区所在地的实际,探索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形成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1.3编制依据
1.3.1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24年9月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24年9月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3月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5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24年3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4年4月1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24年10月1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10月28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4月1日;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4 年 8 月 28 日施行;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24年1月1日;
(13)国务院第253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11月29日;
(14)国家环境保护部第2号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4年10月1日;
(15)国家环境保护部第5号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2024年3月1日;
(16)国家环境保护部2024第7号公告《关于发布〈环境保护部直接审 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及〈环境保护部委托省级环境保护 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产业集聚理论研究
1:基本概念: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角度看,产业集聚是一种地理现象,因为它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
所谓产业集聚,是指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公司及各种机构的集合。它的主体是数量众多、相互竞争的生产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企业,还包括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下游的批发、零售、代理、进出口等流通企业,人才、金融等专业化服务和专用的基础设施的供应者,生产互补产品的厂家,以及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它机构,如大学、职业培训机构、标准制定机构、智员团、专业媒体和贸易联盟等。
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发表了《论国家竞争优势》。波特在论文中将企业集群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联系起来,创立了产业集群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指的是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集中。与此相对应的英文是cluster。也有叫产业集群的,具体表现是在一个适当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中间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从而显著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A business cluster(industry cluster)is a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terconnected businesses, suppliers, and associated institutions in a particular field.Clusters are considered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with which companies can compete, nationally and globally.In urban study, the term agglomeration is used.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
产业集聚是指生产同类产品或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特定产业的企业;或具有直接上下游关联的企业;或其他具有紧密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中。
关键字:
某个特定地理区域 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国家的竞争力
上游 下游供应商分工 规模
2:产业集聚的集聚效益
2.1 外部规模经济
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是指当整个产业的产量(因企业数量的增加)扩大时(企业外部的因素),该产业各个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
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外部经济)。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促进行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
A:分工+专业化:集群内企业为提高协作效率,对生产链分工细化,有助于推动企业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B:有助于上下游企业都减少搜索原料产品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使产品生产成本显著降低。
集聚体内成员可以就近获取所需的高度专门化的部件、原料、机械设备、商务服务、人才等投入资源,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C:集聚使得厂商能够更稳定、更有效率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比较容易获得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及时了解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
D:由于集聚体本身可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会对外地相关人才产生磁场效
应。集聚区内有大量拥有各种专门技能的人才,这种优势可使企业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费用找到合适的岗位人才。在人力资源方面,集聚区内有大量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而且评价员工的个人品质和职业素质也更为容易,这种优势可使企业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费用找到合适的人力资源。
共享劳动力市场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集聚体本身可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从而对外地相关人才产生磁场效应。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相互临近,或者同时处于生产链的某一个环节而分工不同,从而降低了成本,如运输成本、库存成本、交易成本;由于共同的交易市场与采购中心降低原材料成本与销售成本;
关键字:
分工 协作 效率 资源 共享 降低成本 人力资源信息
2.2 创新效益
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创新。企业的创新常常来源于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在产业集聚中,新工艺、新技术能够迅速传播。企业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受到启发,发现市场机会,研发新的产品。由于集聚,不同公司员工之间接触沟通的机会增多,有助于相互间的思想碰撞而产生创新思维。同一园区企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定期交流会对各个企业带来创新灵感,这是知识技术外溢性的体现。
集聚体内每个企业都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及外部机构之间的大量接触而获取关于本公司及其所属产业的信息,且不需过多的费用,从而促使企业对变化着的环境尽早作出有效反应。
2.3 竞争效益
市场与分工交互作用产生的内生的绝对优势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竞争最终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资源使用的效率。在一定区域内集聚,能够更好的发现各个企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纵向与横向的协作,促进规模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产业园区的集聚企业具备这些条件,为提高本企业、本行业甚至本区域的竞争力提供了可能。产业集聚加剧了竞争,竞争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竞争不仅仅表现在对市场的争夺,还表现其他方面:同处一地的同行业企业有了业绩评价的标尺,可以相互比较。这给企业带来了创新的压力与动力,迫使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改进产品及提高服务,追赶技术变革的浪潮。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能力相对较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弱势。但同类型或相关联的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后,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等,提升整个集聚区的企业竞争能力。
3:产业集聚形成模式
3.1资源要素禀赋创造模式
资源要素包括区位要素和生产要素。区位要素指的是具体产业相关的或必须的自然区位、交通区位、经济区位。从理论上看,企业一般倾向于选择聚集再交通要塞,以降低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就包含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产业集聚的的形成表现为区域专业化生产,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区域专业化生产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禀赋。早期的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自然资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证实,相对于早期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作用在后期产业集聚的形成中,具有更大的作用。包括技术、人才、社会网络、文化、制度等社会资源具有不可量化和无限性,已经成为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
3.2市场需求拉动创造模式
区域范围内首先出现专业化市场,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市场交易条件和信息条件,最后使产业的生产过程也聚集在市场的附近。在我国,市场创造模式形成产业集聚的典型地区是浙江省,该省内有许多颇具规模的专业化市场,最终形成了一个个具有完整产业链的产业集群。
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政府部门没有这种预见,就是当事人本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只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回头一看发现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
3.2 资本转移创造模式
一般是发生在有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当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出于接近市场或节约经营成本的考虑,在生产区位上作出重新选择,并投资于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有可能引发同类企业和相关企业朝这个地区汇聚。这样一种产业集聚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一定数量的资本从外部的迁入。我们把缘于资本迁移和流动而形成的产业集聚现象,称作资本迁移模式。目前,国内在资本迁移模式下形成的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有很多,其中起推动和促进作用的迁移性资本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
4:产业集聚理论
4.1 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
产业集群的理论可溯源至1890的马歇尔新产业区理论。马歇尔对产业聚集主要的理论贡献是外部经济概念,这一外部经济有三种类型——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
4.2 韦伯的聚集经济论
德国的韦伯(此韦伯非Max weber,而是Alfred weber)在1909年《区位原论》(Reine Theorie Des standorts)的第一部分《论工业区位》中,试图寻找工业区位移动的规律,韦伯将影响工业区的经济因素(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位置因素,认为实际对区位起作用的区域因素,是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对区位起作用的位置因素则包括集聚因素(交通便利、矿藏禀赋)和分散因素。
4.3帕鲁的增长极理论
帕鲁的理论可能来自于熊彼特 1939年“开创新的投资机会的创新效果是创造新的经济空间”的说法。帕鲁在1950年提出“经济空间”一说,认为经济空间是各种不同关系的集合,是抽象关系的构成体。这种抽象的经济空间有三类,其中第二类是“作为力场的空间”,增长极是在这一空间中出现。
4.4 保罗·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Krugman)是国际经济学的大师,他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地理与贸易》《发展、地理学与经济地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论著之中。
4.5 波特的集群竞争理论
波特1990年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提出,国内合作而不是国内竞争,是国内的产业在全球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国家竞争优势产业是通过一个高度的本地化过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各国只能在本国最有特色的产业中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它们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具备最有生气、最富有挑战性的国内环境。
波特提出著名的钻石模型,获得国家竞争因优势取决于四方面条件,一、生产要素条件、二、需求条件、三,相关支持产业、四、厂商结构战加重与竞争,再加上“机遇”和“政府”,构成了一个钻石型的相互作用关系。
5:我国及世界各国产业集聚案例
5.1国内各省地区的产业集聚状况
中国主要省级区域已经形成的优势产业
城市 优势集聚产业
北京 以投资类电子产品为主的电子产业;汽车产业
天津 以汽车为主的机械产业;以投资类电子产品为主的电子产业
上海 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 以精密仪器仪表
河北 建材业;以钢铁为主的冶金业
山东 农用机械和重型汽车为主的机械工业;以投资类电子产品为主的电子工业;建材业
湖北 以汽车为主的机械电子产业;以钢铁为主的冶金工业
江西 有色金属工业;以汽车为主的机械电子工业
内蒙古 以稀土、铅、锌为主的有色金属工业;食品加工业
资料来源:周怀峰,国内贸易对打过去与产业成长的影响研究,人民出版社,2024虽然中国工业的地理集聚趋势在不断加强,但目前的集聚程度仍然大大低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中国产业的空间集聚很不均衡,且具有显著的地域资源特色。沿海、中部、东北地区集聚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资源,而西部地区则相反,产业资源集聚甚少;中国产业的集聚带有明显的资源特色,产业集聚的规模、特征与地域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资源的特色决定了产业的集聚特色,不同环境和资源的地区集聚了不同的行业。此外,中国工业行业的优势发展地域与其集聚地域有着很强的一致性。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实行效益优先的产业政策,政府的投资重点转向经济基础较好的优势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这些政策,引导了产业资源的流向,促进了产业向东部地区的集聚,进而也加大了东西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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